别样风情：西风东渐影响下的中国园林

导语：逛中国园林的时候，遇到喷泉、迷宫、雕塑、绿篱、水池等景观并不会让你觉得奇怪。然而，这些其实是巴洛克、洛可可式的园林建筑风格，它们当然来自西方。清雍乾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从科技转向艺术，园林建筑风格也随即传入中国。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夹杂着西方表现手法的建筑竟如此融洽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符号，以至现在你已经无法将他们分开了。


北京故宫宁寿宫花园倦勤斋室内戏院。藤萝天顶画和斑竹栅栏及栏外楼阁的通景画吸收了西洋绘画透视技法，加上与建筑陈设虚实相间的内在呼应，营造出强烈的立体效果，赋予观者亦真亦幻的奇异体验。

撰文：任超
摄影：任超 黎明 冯仁华 春晓麦 聂鸣 陈景 张弓

　　1794年，当马嘎尔尼使团未能完成外交和商业目的离开大清的土地时，使团的另一个任务——了解“真实”的中国（包括土地、人民和自然资源）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随着使团成员的日记、著作、绘画的陆续面世，西方世界的人们以往对中国那些浪漫的想象逐渐被破除。在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之前，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来了解中国。这些人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有着十分理想化的印象，欧洲贵族阶层中也弥漫着对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艺术的崇尚。但马嘎尔尼的私人秘书约翰?巴罗在其《在中国的旅途：包括在圆明园皇家园林短住期间以及从北京到广东的旅途中所作的描述、观察和比较》的开篇就总结了他对中国的这种新态度：他的记录将剥去那些耶稣会会士“在其著作中用以掩饰中国朝廷的那层华丽而俗气的漆皮”。这些对中国人文风物的记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3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55年广泛被欧洲人阅读、接受，它揭开了那些后续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欧洲列强确实以其铁马西风打开了东方的大门。


澳门卢家花园，位于澳门半岛中部，罗利老马路与荷兰园马路交界处，澳门新八景之一。以江南造园手法融入西方建筑风格，兼具岭南风韵。主要景观为春草堂水榭厅、曲桥、小狮子林。

　　尽管十六七世纪间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越来越多，他们的目的都不像马嘎尔尼使团那样是为了建立政府层面上的外交和经济贸易关系。但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对促进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一定作用。清初，西洋传教士仍遵循本土化传教方针，将天主教教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同时帮助清政府修订历法、制造西洋仪器、火炮，清廷也对此采取接纳和宽容的政策。清雍乾时期，曾经作为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主导的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大为减弱，交流重点转向艺术方面，如绘画、音乐、建筑艺术等，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等人融合中西绘画技巧的“新体画”、圆明园的西洋式建筑都是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园林的营造也在这一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园林艺术的影响。


上海课植园，位于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西井街，是一座江南大型庄园式私家花园，中西合璧，博采众长。园林内藏书楼别具一格；课园与植园动静分区，相辅相成。

　　皇家园林很早就开始在建筑室内采用西方建筑风格装饰和材料。圆明园在雍正三年（1725年）就在后殿仙楼下安设了一樘楠木边双圆玻璃窗，雍正五年在万方安和对着瀑布仙楼的窗户上用了大块玻璃。吸收西洋教堂天顶画、全景画的装饰手法——通景画在清代皇家园林中的圆明园、紫禁城内的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内大量出现，绘画采用透视画法，有极强的立体效果。除了在局部和装饰语言上采用西洋手法、纹样，皇家园林在立意、布局、建造中也吸收了西方园林哲学，甚至直接聘用西人设计，大规模成群落兴建西方风格的园林建筑。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圆明园的西洋楼。


圆明园西洋楼景区的万花阵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是仿照欧洲的迷宫而建的花园。

　　乾隆皇帝从郎世宁进呈的西洋画中看到西方园林中的喷泉图样，便征召传教士修建，最后由郎世宁推荐传教士蒋友仁在长春园北侧建成第一座大型喷泉，“乾隆见而大悦”。于是命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和蒋友仁等在长春园修造西洋楼。西洋楼景区内欧式建筑、喷泉、迷宫、雕塑、绿篱、水池等西方园林要素一应俱全，从平面布局到各造园要素的具体形象均接近于法国古典主义造园风格。全园共有七组欧式建筑，从西向东依次为：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观水法。平面布局体现轴线对称特点，景区的主要道路均为直线，主要景点的人工水池也都是规则的几何形状。建筑采用西洋建筑风格，高大的大理石建筑、跌落的台阶、华丽的装饰充分体现了巴洛克和洛可可的建筑风格。建筑的平面布置、立面柱式、玻璃门窗、栏杆扶手等都是西洋做法，细部装饰的雕刻中夹杂着西方表现手法的中国文化符号。园区中心的“大水法”为西洋楼主要景观，仿西方园林的喷泉：主建筑为一巨型石龛，前有狮子头喷水瀑布，成七级水帘；左右前方各有一座大型喷水塔，塔身方形，共十三级，并运用西洋机械引水。在绿化方面同样采用西方园林方法，修剪整齐的草木、花草铺成的花坛、建筑西方花园内常用的迷阵景观“万花阵”。“西洋楼”是中国第一次较全面、较完整的引进西方园林理念，代表着18世纪东西建筑文化和造园艺术交流的成就，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圆明园西洋楼景区，地处北京市海淀区清华西路28号。圆明园素有“万园之园?”之称。西洋楼景区景区采用法国古典主义造园风格，现遗存景区：方外观、万花阵、大水法等。

　　明清之际，南方私家园林受沿海贸易带来的西洋文化影响，也逐渐在建筑装饰和细部做法上模仿西方，西式雕花、石栏杆、套色玻璃和雕花玻璃等手法悄然出现。清袁祖志著《随园琐记》中记载了清代文人袁枚在南京的随园：书仓之东厢曰“琉璃世界”，为室二重，窗嵌西洋五色玻璃，光怪陆离，目迷心醉。扬州江园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为官园，园中一幢五间的敞厅由乾隆皇帝赐名“怡性堂”。堂前敞后荫，两面夹山，“左靠山仿西洋人制法，前设栏楣”，正是意大利山地别墅园的逐层平台及大台阶的做法。“构深屋，望之如数十百千层，一旋一折，目眩足惧，唯闻钟声，令人依声而转。盖室之中设自鸣钟，屋一折则钟一鸣，关捩与折相应。外画山河海屿，海洋道路。对面设影灯，用玻璃镜取屋内所画影。上开天窗盈尺，令天光云影相摩荡，兼以日月之光射之，晶耀绝伦”，正是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巴洛克式建筑中所谓“连列厅”以及用大镜子以扩大室内空间的“镜厅”做法。


苏州城外的东山雕花楼以浅色水泥栏杆代替深色木栏杆，一扫深宅大院的沉闷。

　　扬州的黄园为黄氏别墅，与江园相接。其中三层楼房的“澄碧堂”是模仿广州欧式建筑十三行的建筑立面，大量使用西洋建筑中的玻璃装饰。“盖西洋人好碧，广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以连房广厦，蔽日透月为工。是堂效其制，故名澄碧堂。”扬州的另一处园林景观“石壁流淙”位于盐商徐赞侯的别墅内，族人徐履安用龙尾车操纵水源的方法制作西洋式喷泉：“以锡为筒，一百四十有二，伏地下，上置木桶，高三尺，以罗罩之，水有锡筒中行至口，口七孔，孔中细丝盘转千余，其户轴织具桔槔辘轳关捩努牙诸法，由机而坐，使水出高与檐齐，如趵突泉，即今之水竹居也。”作为中国较早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地区，南方私家园林在建筑形制和建筑装饰中经常吸收外来元素。


开平立园，地处广东江门开平塘口镇赓华村，乃中国华侨园林之精品，该园区仿西方园林几何形布局，建筑造型与用材独具特色，以桥亭回廊勾连各区，园中有园，景中有景，内有名家书法楹联精彩纷呈。


广东江门开平立园中的花藤亭，以钢筋水泥做成通花花笼，亭下建金鱼池。

　　清末民初，各地园林在混战中受到极大摧残，同时新园建设和旧园恢复又伴随开埠带来很多新的西方特点：采用中西混合的建筑造型、材料和颜色，引种大量花卉植物，甚至铺设大草坪，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特征，如澳门卢园、上海课植园、开平立园等都大量采用西方元素。1840年后，随着西风东渐，面向市民开放的近代“公园”在中国初现端倪，公益性园林概念进入中国，促使过去封闭和独占式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等向“公园”形态转变，北海、颐和园等昔日皇家园林陆续开放。宣统元年，清政府在南京筹办“南洋劝业会”，两江总督端方决定把玄武湖开辟为对社会开放的公园。民国的变革使公园以西洋园林理论为指导进行全面实践，公园的建设顺理成章划入新政府职责范围。公园还成了民国政府的公共集会场所，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公园。如全国各地的中山公园就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而相继更名或特意建造的。同时，上海公花园、法国公园、天津维多利亚公园、法国公园等租界公园很长时间内禁止华人进入，此时迫于中国民族意识与民权意识高涨，陆续被收归国有对民众开放。


为了保存许多国家政府和民间团体向中山陵园所赠送的名贵花草、树木，1929年在中山陵西侧、明孝陵附近划地建立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后更名为南京中山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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