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古代雕刻的瑰宝——桑奇大塔

桑奇大塔是印度早期王朝时代的佛塔。位于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附近的桑奇，距古代马尔瓦地区的名城毗底萨（今比尔萨）西南约8公里。在桑奇的一座丘陵上遗存有3座窣堵波，被考古学家编为1、2、3号。桑奇大塔为1号。窣堵波的典型，特别是北印度窣堵波形制的代表。大塔直径约36.6米，高约16.5米。大塔中心半球形的覆钵，始建于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体积仅及现有大小的一半，相传为埋藏佛陀的舍利之处,但迄今尚未发现舍利容器。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巽伽王朝时代，由当地富商资助的一个僧团继续扩建，在大塔覆钵的土墩外面垒砌砖石，涂饰银白色与金黄色灰泥，顶上增建了1方平台和3层伞盖，底部构筑了砂石的台基、双重扶梯、右绕甬道和围栏，使之具有现在的规模。公元前1世纪晚期至公元1世纪初叶，安达罗（萨塔瓦哈纳）王朝时代，又在大塔围栏四方依次陆续建造了南、北、东、西4座砂石的塔门,整个桑奇大塔往往被解释成宇宙图式的象征（见 [桑奇大塔全景] )



桑奇大塔的塔门雕刻，萃集了印度早期佛教美术的精华。每座砂石塔门高约10米，由3道横梁和2根方柱以插标法构成，在横梁和方柱上布满了浮雕嵌板与半圆雕或圆雕构件。这些雕刻是由当地民间的许多佛教信徒捐赠的,多半出自毗底萨的象牙雕刻匠师之手,带有印度民间传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特色，同时也吸收了伊朗、大夏（巴克特里亚）等外来艺术的因素。在4座塔门,尤其在保存最完好的北门上，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雕刻的有翼的狮子和有翼的公牛，与印度特有的驮着法轮的大象和驮着药叉的骏马并列；波斯波利斯王宫常见的钟形柱头、忍冬花纹和锯齿状饰带，与印度特有的莲花卷涡纹、野鹅和孔雀装饰图案杂陈。南门两根方柱上承托横梁的4只1组的狮子柱头，显然是孔雀王朝阿育王狮子柱头的仿制品；北门和东门4只1组的大象柱头，西门4个1组的侏儒柱头，也沿袭着孔雀王朝融合了伊朗、大夏等外来影响的组合形式。



桑奇大塔的塔门浮雕，像帕鲁德窣堵波的围栏浮雕一样，主要题材是本生经和佛传故事。同帕鲁德相比，桑奇的本生故事浮雕减少而佛传故事浮雕增多。本生故事浮雕的代表作有南门第2道横梁背面的《六牙象王本生》,北门第3道横梁正背面连续的《须大拿太子本生》等，宣扬佛教悲天悯人的情怀、乐善好施的教义，画面上或野象成群，或花木葱笼，充满了印度亚热带林莽生活的奇情异彩。佛传故事浮雕的代表作,有东门第2道横梁正面的《出家逾城》,北门第2道横梁正面的《降魔成道》,西门第2道横梁正面的《初转法轮》等。遵循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惯例，在桑奇的佛传故事浮雕中也禁忌出现佛陀本人的形象，而只用菩提树、法轮、台座、足迹等象征符号代表佛陀。桑奇表现佛陀的象征手法比巴尔胡特更加系统化、程式化。例如在《出家逾城》中用上擎华盖、尘拂的空马隐喻无形的悉达多太子出城，用两个刻有法轮的足并暗示悉达多遁迹山林；在《降魔成道》中用1棵菩提树和树下的1个空台座代表释迦牟尼悟道;在《初转法轮》中用鹿群和信徒围绕着的1个法轮和空台座象征佛陀在鹿野苑初次说法。在横梁与方柱间的浮雕嵌板中，分别以两只小象向坐在莲花的女性身上喷水、菩提树、法轮和cu堵波，象征佛陀一生的4件大事，即诞生、悟道、说法和涅槃。在每座塔门的第 1道横梁上都刻有7个1组排列的堵波和菩提树，代表“过去七佛”。这种表现人物而不刻画人物本身的象征手法，因为反复运用而不太费解的哑谜式的叙事技巧，使观众通过可视的片断形象领会不可视的完整形象，是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独特的造型语言。在构图方式上，桑奇的浮雕也类似巴尔胡特，往往采用密集紧凑的填充式构图和一图数景的连续性构图。
桑奇的塔门浮雕上挤满了繁密的人物、动植物和建筑物，使整座塔门的视觉效果都好像放大的象牙雕刻。这恐怕不仅出于古印度人畏惧空间的心理，而且与这些浮雕的作者多半是象牙雕刻匠师习惯于充分利用有限的板面有关。在同一幅画面中表现一系列连续性的故事情节，也体现了对空间的充分利用、自由支配和大胆超越。例如《须大拿太子本生》在同一幅浮雕中反复多次出现太子一家的形象，通过人物动作和背景的变化表现故事情节的发展；《出家逾城》则通过同一幅浮雕中反复出现 5次的同一匹空马在不同背景衬托下前后高低位置的移动，像动画片一样在空间的运动中表现了时间的推移和情节的转换。桑奇浮雕的透视，除了采用帕鲁德的平面式透视之外，还采用了以远方人物的足跟表示地面的阶层式透视。此外,桑奇南门第3道横梁背面的《分舍利战争》和东门第 3道横梁正面的《阿育王参拜佛陀伽耶精舍》等浮雕，不仅具有艺术审美价值，而且具有历史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