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畫裡的中國生活——清談的維摩诘

魏晋清谈，多么令人神往！但是，这毕竟是发生在一千六七百年前的学术、思想交锋，往事如此久远，我们好像至多只能凭借《世说新语》等文献中的零星信息，去拼凑起对它的印象。其实不然。直接表现魏晋清谈的完整的画面，就存在于中国艺术中，非常生动，非常顽强，只等着我们梦醒的眼睛，有一天能重新看懂它的意义。迷惑我们目光的是，这个清谈场面的呈现，是借助了一个外来题材，一个貌似佛教艺术的题材，这就是“维摩诘问疾品”。

古阳洞内一小龛的龛楣上表现有“维摩诘问疾品”，该龛造于北魏孝明帝（公元516年—528年）时期。在此，这一题材被分为两个部分，文殊及其从众位于龛的左侧，围绕维摩诘展开的场景则位于龛的右侧，彼此对应。这一布局方式在当时即是固定模式，此后一直沿袭到唐代。

古阳洞内小龛龛楣“维摩诘问疾品”的维摩诘部分

赵客师洞内龛额上“维摩诘问疾品”的维摩诘部分
现在可见的维摩诘题材的艺术品，从十六国时代开始，历代都有留存，前后跨越了很长的时段，采用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浮雕，有壁画，也有纸上作品。比如，有不止一幅以维摩诘为题材的白描画作，被归在了李公麟的名下。这些所谓的李公麟作品水平不一，从风格来看，创作年代也不尽相同，其中如《维摩演教图》卷及《维摩诘图》，说它们是宋代的作品，应该是不错的。

敦煌莫高窟103窟盛唐壁画“维摩诘问疾品”全圖

莫高窟103窟盛唐壁画“维摩诘问疾品”中的维摩诘部分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两幅图与前代的同题材作品，如敦煌唐、五代的壁画，以及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北朝石刻，还有南朝造像碑上的相关石刻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这些异代的作品，在大的格局和小的细节上彼此都惊人的相像，明显可以看出，这些前后相差几个世纪的作品，始终遵循同一个构成图式。

莫高窟103窟盛唐壁画中的维摩诘面部刻画
早在北魏时代开凿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内，就出现了“维摩诘问疾品”浮雕。实际上，在龙门石窟中，表现这一题材的北朝作品相当之多，在古阳洞、莲花洞、赵客师洞等窟内均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彼此大同小异，都是采用着一个共同的图式，而在这一图式中，构成后世唐宋作品的基本元素，都已经具备——有两个主要人物维摩诘和文殊，辅以周围的听众；二人左右相对，维摩诘半靠半卧在床上，文殊则端坐在榻上；等等。这说明，有一个很早创立的图式，自诞生之后，就被代代相传，构成了此后历代同题材创作的出发点。

莫高窟103窟盛唐壁画“维摩诘问疾品”中的文殊部分
在维摩诘题材的图式中，最惹人注意的特点，就是这个图式把一个佛教题材完全转化成了一个魏晋南北朝士大夫生活的典型场景。而这一特点，早在龙门石窟的北朝作品中就已确定了。

莫高窟103窟盛唐壁画中的文殊形象
在这些北朝石刻中，家具、服饰、用具是中原式的，其主角维摩诘，则无论从外貌到气质，都被处理成典型的名士形象，他是一位长须的长者，穿着东晋南朝士大夫的衣服——上襦、下裙，披着鹤氅，手持麈尾，采用散漫的隐几箕踞姿态。这说明，到了北魏时代，“维摩诘”这个外来佛教题材已经经过了彻底的改造，这一改造不仅获得了成功，而且已然胜利结束，北朝艺术家只要根据那业以成熟的图式来发挥就行了。

莫高窟第九窟晚唐壁画“维摩诘问疾品”中的维摩诘部分
北魏是一个忙于接受中外、南北各种文化的时代，很难想象，它自己能凭空创造出这样成熟的图式，尤其不可能创造出这样“汉化”“士大夫化”的作品来。因此，可以推断，北朝艺术中的这一图式，是拿来的，是继承的，它的产生，应该在比北朝更早的年代。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称：
“顾恺之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癯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
另外，顾恺之在瓦官寺画维摩诘轰动一时的传说，也是这位画家最为流传的著名故事之一。

旧题为北宋李公麟所作的《维摩演教图》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两条记录实际已经传达了很清楚的信息，说明早在东晋，维摩诘就已经成为流行题材了，而且当时的士大夫画家如顾恺之都直接参与它的创作，正是它那极其独特的图式的“首创”者。换句话说，从北魏宾阳洞一直到宋代的纸上绘画，它们共同遵循的那个图式，是早在东晋时代就开始成形，甚至基本确立了。

这样说来，像《维摩演教图》这样的后世作品，它所根据的图式，却是在顾恺之的时代建立的。实际上，南北朝的石刻虽然距离顾恺之等人的生活时代更近，但是由于石刻受材质的限制，表现流于粗疏，在人物、情节和细节的丰富上都大打折扣，反而不如唐代壁画以及宋代的《维摩演教图》等更能再现顾恺之等人的创造。因此，时间在所有这些维摩诘作品中多多少少地停滞了，一遍又一遍地，我们反复看到公元三四世纪时汉族士大夫的活动场景。
《世说新语》等书中提到的生活细节的点点滴滴，在这些作品中都呈现为具体
的形象，如维摩诘身上斜披的鹤氅、手中的麈尾、身子所倚靠的三足弧形隐几。在唐代壁画中，文殊一般都披着轻纱纶巾，手执如意，盘坐在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