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从杨小生到心道法师的“间修”之路

心道法师生于1948年的缅甸，那时，他叫杨小生。
他的父亲祖籍云南腾冲，曾是名铁匠，兵荒马乱的年月，滇缅边境形同虚设，人们可以自由来去，父亲便来了缅甸，娶妻生子，定居下来。父亲的死至今是个谜遇害的前几天，家中来了些人，说了一阵话，母亲便进来替他整理被子。他隐约感到母亲是来跟他告别的，但他依旧假睡，心中出奇地平静。第二天醒来，母亲已经抱着妹妹离开了，过了几天，父亲被人害死在赖坎村附近的小树林里。他记得父亲叫“杨小才”，母亲叫“李淑珍”，妹妹叫“杨小萍”，再多的，他就不记得了。那年，他才4岁。
姑母姑父成了他的抚养者。姑母对他很好，但2年后，姑母病逝了。他跟着姑父有时卖药，有时帮人放牛，他总是听到姑父抱怨，日子不好过。当兵不饿饭，还有狩猎部队打山猪来加菜，穷苦人家的小孩都去当兵，于是，9岁的他也去当兵了。他参加的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6军，军长是李弥李将军。一开始，他好骄傲，但没多久，别人告诉他，他们的部队是战败撤到缅甸的，国家顾不上他们，他们是一支没国籍的孤军。他在“孤军”里当传令兵，平时也砍芭蕉，摘野菜，在万紫千红的罂粟田里除野草，直到1960年，他们开始和缅甸政府军、缅共军和土匪武装作战。

他没分到枪，那年他只有13岁，还没枪高，只是跟在其他战友后面背手榴弹。草丛战壕间，枪林弹雨下，他觉得刺激又好玩，以为是玩官兵抓强盗，直到早上还分食物给他的叔叔下午变成一具尸体，他才感到害怕。一年后，台湾当局开始“关心”他们，他跟随部队坐船进泰国，再转军机到了台中清泉岗。
他成了“滇缅幼年兵中队”的上等兵，每月军饷85块台币，5年后，又考上位于中坜市的龙岗第一士官学校。在军中，他认识了一位军医，他教他颂《大悲咒》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课间休息，别人嬉戏，他则躲在一旁，诵念“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做渡人舟”，他开始吃素，开始发现自己对军旅生活越来越没有兴趣。
终于，他退伍了。

退伍后，他在船上当过厨师，在工地当过监工，在茶厂当过工人，在片场当过临时演员⋯⋯在一家米店，他送了三年米，每天，他骑着自行车，在台北的街头巷尾一趟趟穿梭，平均每天送米七千斤，那是他俗世间最长的一份工作。
从小备尝国家动荡，失亲流离，体验过世间百态后，杨小生的出家念头越来越强。他开始游走台湾，参访寺院，然而，他发现自己“很挑剔”，访了二十几处寺院，也没找到“契合自己内心感召”的出家之所。“就去那里吧，反正你就是要出家的，不必多问。”一位法师朋友知道他满台湾找出家之所后，介绍他去了一个的地方，那地方叫佛光山。

他没听说过佛光山，也没听说过星云法师。整整三个月，杨小生见到大师兄远远就拜，他以为那就是星云师父。1973年农历九月十九，观音菩萨出家日，25岁的他在星云大师座下剃度出家，法名心道。
读经上课，打坐参禅，佛光山的日子是单纯的。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并不甘心只停留在佛经里探求义理，他似乎更喜欢打坐，在观照自身中调服念头，熬出腿功，打坐能让他全身通畅，思路灵通，于是，他常常整晚打坐，作息时间也渐渐和僧团脱节。1974年8月，一个炎热的夏天，他向佛光山告假，说自己想找一个僻静处禅修，参透孤独。

他找到一处蜈蚣出没，群蛇绕梁的所在，那是一位僧友闲置的闭关所。偏僻的闭关所帮他切断了一切外在联系，他把自己罩在蚊帐内，和各种动物相安无事。他在日记里写道：“冷冷清清一茅房，孤孤独独一个僧；悄悄忘尽苦与悲，乐在无声寂静中。”其间，佛光山曾叫他回去，但他心里清楚，僧团生活已不适合自己，唯有在万籁寂静和虫鸣中，他才能体会到“心无所住”的自在和无碍。
后来，因为一些外在原因，他又搬去一座乱葬岗旁的灵山塔。灵山塔废弃多年，底层有一尊地藏王菩萨和无数骨灰坛。他住在第二层，门窗脱落，四面漏风，不知为什么，这地方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归属感，他时常擦拭那些骨灰坛，生不足喜，死不足悲，生死如幻，这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地方后来被他视为一生中最得力的禅修所。

台湾的一本佛教刊物报道了他的“ 间修”。人们慕名而来，徒弟越来越多，最终也是要回到人群的。苦修近十年后，心道法师决定出关，开设道场，接引众生。经人介绍，他来到现在的灵鹫山。开山之初，还没有山名，那只是片海边的荒山，山下有些靠捕鱼和种番薯为生的当地人，但当地人相信，那是“台湾头”，很早以前便是“圣山”。
灵鹫山的建筑没有雕梁画柱，也没有传统的寺院格局，就地取材，砌石而成，没用一根钢筋。尽管如此，建设之初，因为建地尚未合法化，还是遭到了观光局的连续开罚，刚竣工的大殿也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徒弟们提心吊胆，他却平静地说：我们都不担心身体这个违章建筑什么时候拆除，又何必担心那个还没拆的大殿呢？如果众生要在这里听闻佛法，它自然会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