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李叔同)禅画

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说得更详尽些：“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愿望，李叔同便注定要披剃出家，皈依三宝。佛门广大，方足以容此心，容此愿，他原本就是看重“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曾多次讲给弟子听，其实也是讲给自己听。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诚然，文艺毕竟只是身外的附丽之物，只是枝叶，性命才是最紧要的根本。


　　李叔同于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当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将油画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将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扇装成卷轴送给好友夏丏尊，将音乐书和部分书法作品送给最器重的高足刘质平，将杂书零物送给丰子恺，将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出家之后，他自认“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


但是，李叔同的突然出家却引起了外界不少猜测和评议。丰子恺的猜测是“（他）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这只算是挨边的话。南社诗人柳亚子对故友弘一法师的苦行精修更是从未表示过理解。他认为，一位奇芬古艳、冠绝东南的风流才子什么不好干？却“无端出世复入世”，偏要“逃禅”，是不可理喻的。缺少宗教情怀的人总归这样看不明白，何况是纯粹诗人性情的柳亚子，临到晚境，他处处随喜，吟咏诗词，吹牛拍马，依然相当顺手，更加自得其乐，若让早早觉悟的弘一法师看了，只会摇头，轻轻地叹一口气。柳亚子深深惋惜这位披剃出家的东南大才子过早收卷了风流倜傥的怀抱，使中国文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殊不知，作为智者，追寻灵魂和性命的究竟意义自是高于一切之上。柳亚子迷恋红尘，终未参透此中的玄奥，也就不奇怪了。


李叔同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触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道好不扫兴的闭门羹。弘一法师五十八岁那年，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这一回，市长的面子倒还有地方好搁。


弘一法师以名士出家，钻研律部，发挥南山奥义，精博绝伦，海内宗仰。他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弘一法师喜欢以上乘书法抄写经书——他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弘一法师早年“以西洋画素描的手腕和眼力去临摹各体碑刻，写什么像什么，极蕴藉，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总的来说，弘一法师早年的字得力于张猛龙碑，高古清秀，少著人间烟火气，晚岁离尘，刊落锋颖，更显示出平淡、恬静、冲逸的韵致。用这样的书法抄写佛经，自然是绝妙佳品了。






来源:广东美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