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饮茶风尚的形成

         西汉成帝时王褒著有《僮约》一书，其中记载有 “烹荼尽具”及 “武阳买荼”两句， “烹荼尽具”表明在成都一带当时不仅已经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用的饮茶用具； “武阳买荼”则表明茶叶已经转身为一种常见商品，在武阳（县治地在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县江口镇平茯村）一带出现了茶叶市场。西汉时，成都一带已经成为中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和中转基地，在整个秦汉及至西晋，巴蜀一直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英国《独立报》报道：汉景帝墓葬茶叶装在一个木盒中，是埋在墓葬群周围一系列墓坑中，供这个皇帝在另一个世界中享用。

        英国《独立报》于2016年1月11日报道，中国皇室成员好茶，起码在2150年前。这项新发现发表在英国《自然》周刊下属的开放网络科学杂志《科学报告》上，是由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做出的，他们通过研究茶叶表面绒毛间的微小晶体并利用质谱分析法得出结论，随公元前二世纪中期汉景帝埋葬的这些叶子实际上是茶叶。汉景帝卒于公元前141年，因此这些茶叶可追溯至那一年左右。这些茶叶装在一只木盒中，是埋在墓葬群周围一系列墓坑中的大量随葬品之一。墓中发现的茶叶看起来是顶级品质，完全由茶芽制成，茶芽是茶树上尚未展开的小叶子，通常认为比普通茶叶品质高。



        秦汉统一中国后，随着巴蜀与其他地方交流的频繁与加快，茶业开展流向中国其他地区。西汉时期，茶叶生产已经扩展到了湖南、广东和贵州等地。到了三国时期，在孙吴管辖的地区内，大量出现茶叶生产基地，长江中游和华中地区成为当时中国的茶业中心，而饮茶风尚也开始流传到了北方的豪门贵族之中。《荆州土记》中记载： “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表明荆汉地区茶业发展迅速，巴蜀茶业独冠全国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茶业获得发展，《桐君录记载》： “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文中所指晋陵即今日常州，其茶出自宜兴。

       中国的佛教在隋唐达到繁荣与鼎盛时期，许多帝王均信佛。《隋书》中记录有一则怪诞的故事：一夜，隋文帝扬坚做了个噩梦，梦见有个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梦醒后他一直头痛不止。后来遇到一位僧人，僧人告诉他： “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隋文帝服之果然见效，从此爱上饮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时人们竞相采啜，并有流行之说： “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意思是说，苦心钻研孔子的《春秋》和殚精竭虑演绎谶书《河图》地想出人头地，还不如有许多的茶可以喝喝来得快活。隋文帝以帝王之尊既崇佛又嗜茶，促进了僧人生活与饮茶习俗的结合。



       唐开元之后，受禅门饮茶风尚的影响，原本不产茶与饮茶的北方也 “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代诗人杜牧《题禅院》诗句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前两句写往昔漫游酣饮之豪兴，后二句写如今参禅品茶之悠闲，对比鲜明而出语平淡，诗情旷达，境界清幽。到了唐朝中后期，已如《膳夫经手录》所言： “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茶叶生产和中转中心，制茶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成为了贡茶。



       最早出紫笋贡茶的是当时的阳羡（现今的宜兴），从唐肃宗年间（757-761年）起被定为贡茶，传说是陆羽品尝了阳羡紫笋茶后向宫廷推荐的，当时的陆羽正生活在湖州，开始了其《茶经》的酝酿与写作过程。《茶经》记载，当时的茶叶生产已经扩展到十四个省区，基本上与近代中国的茶叶产区相当了。茶叶自唐代始往西域及朝鲜半岛和日本传播，中唐时朝鲜开始种植茶，宋时荣西禅师在日本引种茶叶。



        宋朝时，中国东南方地区的茶叶生产逐渐取代长江中下游茶区，一方面是气候由暖转寒，致使南方的茶业更容易生长；另一方面南宋时全国政治中心南移至杭州，促进了浙江、福建与广东三省的茶叶生产。在唐朝还不成气候的闽南与岭南地区的茶业，在宋朝得到了快速发展，贡茶也从顾渚笋改为了福建的建安茶，正如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诗首句所云： “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宋朝时形成的全国茶叶生产格局已经基本定型，元明清之后，只是在茶叶的制作方法与名茶的此消彼长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记载有这样的内容：本朝的茶法，乾德二年始设置榷货务；五年始禁止私贩茶叶；淳化二年，允许商人到种茶的园户买茶，官府在设置榷货务的茶场收取榷茶的利息，始推行贴射法。淳化四年，首次实行交引措施，停止贴射法。天圣元年，重新实行贴射法。实行三年之后，茶叶贸易的利润尽归于大商人，官卖茶场只得到发黄晚采的劣质茶叶，于是诏令孙奭重新审议，废罢贴射法。1610年茶叶第一次由荷兰人通过海上通道到达欧洲，揭开了中国与欧洲海上茶叶贸易的序幕。



        在明代，不仅在禅师中出现了诸多关于饮茶的机锋法语，在一般居士中，饮茶也成为了每日的功课。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中列举了居士每日的“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位，甚至列在了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饮茶在佛教徒修行中已经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


         清朝查为仁《莲坡诗话》中有一首诗：
书画琴棋诗酒茶，当年件件不离它；
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到清朝，茶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论阶层与贫富，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尽管排在最后，但已经与米油盐酱一样，成为家庭主妇必备生活资料。文人七雅趣：书画琴棋诗酒茶，茶尽管排在最末，但已经与琴棋书画一样，成为文人墨客必备素养要求。更可贵的是，七件事与七雅趣中，唯有 “茶”能够双双在榜，可谓早已雅俗共赏，妇孺皆知。



以上内容节选自中国大陆第一本专题论述禅宗与茶道关系的专著，由纯道编著的《禅艺茶道》中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