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之魅

撰文：廖崇荣、王俊鹤
摄影：孙俊睿

玻璃，古称「琉琳」「琉璃」「璧琉璃」，名称多多，但在中国器物史上却从未占据过主流。玻璃源自西方，传入中国后，却走上一条与西方实用路线截然不同的道路，它似乎只是洋洋大观的中华器物世界里一种别样的点缀，一抹神秘的靓影。

　　玻璃在今天随处可见，我们几乎难以想象一个没有玻璃存在的世界。玻璃门、玻璃窗、玻璃镜，玻璃千变万化，以各种形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占据我们的视线，而最早，玻璃的形态只是珠子。或许是圆球体在工艺上更容易实现，公元前2500年左右，玻璃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出现之后，最开始就是被用来制作圆形珠饰。先是单色的玻璃珠，而后是各种层层嵌套的彩珠。这些珠子就像沉睡的玻璃世界第一次睁开的眼睛，美丽而迷人。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大墓里，也发现了类似的玻璃珠。因为它们身上的图案多为一环套一环的同心圆，如同蜻蜓的复眼，因此被日本学者命名为“蜻蜓眼”。这是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制品，它们很有可能是经早期外国使节或者商人之手，辗转多次，穿越一片片草原和沙漠，从遥远的西方来到中国。



　　中国拥有丰富的器物文化，陶瓷器、金银器、漆木器等等，无一不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但是玻璃似乎成为古代中国工匠唯一难以驾驭的材料。中国古代玻璃工艺的每一次进步，几乎是与西方玻璃器每一次万里迢迢的东来联系在一起的。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西方商人东来的道路更加通畅了，此时为数不少的玻璃器皿沿着“丝绸之路”流入中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皿大多来自西方。汉代本土自制的多是“耳铛”之类的玻璃饰品，玻璃耳铛在战国时就已出现，但到了汉代才开始大流行，汉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中描写焦仲卿之妻刘兰芝，就说“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耳珰， 即耳坠，“明月珰”想来就是莹润光亮的玻璃吊坠。

　　汉代的工匠并非没有掌握制造较大玻璃器皿的技术，玻璃直桶杯和羽殇杯等容器在西汉初年就已经被制造出来，但由于尚未掌握好退火的工序，生产出来的器皿质地轻脆，一倒入热酒就会碎裂，因此多用于摆设、盛放冷食或者殉葬。



　　与此同时，公元前1世纪中叶，正值西汉景帝年间（公元前157年至公元前141年），西方的玻璃制作工艺迎来了一次跨越式发展。一位罗马玻璃工匠偶然发现用一根空心金属管插入液态玻璃，朝里吹气，抓住玻璃液凝固前的时机，可以将玻璃器塑造成自己所需的样子。这种技法被称为“吹制法”，看似简单的原理，在当时却不啻为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它取代了此前流行数千年的铸模法，由于不用再制作模具，大大提高了玻璃器皿的生产效率。

　　吹制法发明以后，迅速在地中海沿岸风靡，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才传入中国。《魏书》及《北史》“大月氏传”都有记载，北魏太武帝年间（公元423年至公元452年），一个大月氏商贩来到京师，用山上的石头铸成五色玻璃，从此以后，“中国瑠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大月氏人带来的先进玻璃制法很有可能就是吹制法，在北魏墓中发现的薄胎小瓶就是以吹制法制成。这个时候，玻璃器依然是贵族们使用的奢侈品， “不复珍之”应当理解为相较于战汉时期，由于技术的革新， 玻璃器比此前易得。



　　无模吹制玻璃器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西方那样迅速普及，特别是南北朝期间纷繁的战乱使得先进的玻璃制法在隋朝一度失传。《隋书?何绸》中记载，当时的工匠不知如何制作琉璃， 何绸便以绿瓷做成绿琉璃的样子，居然能够以假乱真。玻璃制法最终被寻回，在隋朝李静训墓中出土了串珠、盖罐、卵形器和管形器等玻璃制品，它们呈透明的绿色，内外壁光洁，与瓷器相类。

　　隋朝很快就被李唐取代，随着唐朝政治经济局势渐趋稳定，一个对于外来事物怀有无穷好奇心与包容心的时代即将来临。波斯的萨珊玻璃器皿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这种精美的玻璃器皿因其纯净清澈的质地而受到佛教的肯定与欢迎，敦煌壁画及寺院塔基都有其踪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数件玻璃器可以证明佛教对于外来玻璃器皿的珍视程度。这些波斯的玻璃器还飘扬过海抵达日本，今日奈良正仓院内还保留着遣唐使带回的萨珊玻璃碗。除了这些精美的萨珊玻璃，唐代自产的玻璃，除小型珠饰外，差不多全部都是薄胎吹制的玻璃小瓶及玻璃球等，也是佛教用器。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一并带来了这些宗教用玻璃器皿，同时也推动了本土佛教用玻璃器皿的制造。



　　直至宋代，绝大部分玻璃器仍与佛教有关。定县净众寺塔基出土不少北宋的葫芦瓶和六瓣花形碗等都是供奉用的观赏器，并非实用器。这些葫芦瓶与碗均用吹制法制作，可见国内的玻璃吹制工艺已经成熟。相对于北宋的吹制容器，南宋时期在南方则以生产玻璃耳环、珠饰、发簪、佩饰等小型玻璃饰物为主，颜色有许多是天蓝色，应当是受到当时青瓷的影响。

　　应该说，在唐宋，中国匠人已经掌握了玻璃制作的核心技术，但玻璃容器的使用始终比较小众。唐代宫廷认为璀璨的金银器更能彰显自己的身份，而宋代是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瓷窑遍地开花，瓷器成为人们日用的首选。玻璃器皿只能被供奉在佛堂。在普通百姓眼里，这些来自西方的玻璃瓶罐，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甚至充满了神秘色彩。唐代《太平广记》里就记载了一件颇为灵怪的玻璃瓶。它的主人胡媚儿是名乞丐，他对大家说，如果各位的施舍能把这个小小的玻璃瓶填满，他就心满意足了。谁料无论往里面投进铜钱百文、千文、万文，这些铜钱都化作米粒般大小，最后竟然还装进了某位官员的十多辆车子及胡媚儿自己，官员气急败坏，摔碎玻璃瓶，却一无所有。



　　所以，玻璃器皿在中国天然带有一种异域风情和神秘色彩，古代中国人还是倾向于将玻璃改造成自己熟悉的东西才愿意使用，比如与其质地相近的玉。玻璃古称“琉璃”，两字皆为斜玉旁，可见国人一开始就看中玻璃类玉的特性。早在汉代，独具慧眼的工匠就已经制作了大量璧、环、印玺、蝉琀等仿玉玻璃。与宋并立的北方政权辽与金，承袭了汉代的仿玉传统，制作出许多玻璃材质的“春水秋山”，看起来与玉佩毫无二致。所谓“春水秋山”，原是一种玉饰题材，表现的是北方游猎民族春天水边捕捉天鹅、秋天山林猎鹿的情景。

　　到了明代，仿玉玻璃登峰造极，玻璃更是直接被称为“药玉”。明代舆服制度规定，三品以下官员不准佩玉，只能以“药玉”作为玉佩的替代品。明代仿玉制品水平极高，仿白玉玻璃器成为工艺主流，仿玉玻璃的透明度、质感及色泽，看起来与白玉一般无二，尤其是仿玉佩的制作，更由琢玉工匠亲自操刀雕刻，无论是花鸟人物，还是鹤鹿等祥灵瑞兽，均生动鲜活，精美异常。
  
　　不过，雕刻得再精美，琢磨得再像玉，玻璃佩饰也仅仅是玉佩退而求其次的一种选择，玻璃艺术并没有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直到清代，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新的欧洲玻璃技法，情况才有了转机。由于受到皇帝的欣赏和推崇，底下的工匠无不殚精竭虑，将各种能想到的技法施加在玻璃身上， 滴料、缠丝、铸造、揉合、点彩、吹制、雕刻等等技艺轮番上阵，一时玻璃家族蔚为大观。此时的玻璃原料提纯技术成熟，对玻璃颜色也能轻易掌控，单色不透明玻璃的颜色多达15种以上。这些改变造成了玻璃仿玉的传统逐渐式微，但同时也是在给玻璃工艺松绑，让玻璃绽放出更多的可能性。此时玻璃仿珊瑚、松石、青金石及翡翠等材质皆惟妙惟肖。在器皿方面，从大型宫廷玻璃瓶盆碗盘，到小型玻璃烟壶皆精品频出。这像是玻璃工艺在古代中国的一次回光返照，清末之后，随著封建朝廷的覆灭，这些为宫廷服务的玻璃艺术品也逐步消亡。

　　回顾中国玻璃艺术发展的历程，由于中国陶瓷技术格外发达，玻璃器皿一直未能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小型玻璃配饰一直占据主流。相对的，西方在罗马时期玻璃吹制技法普及后，玻璃器皿的使用已非常普遍，地中海区域到今日也一直延续着从两河流域和埃及开始的玻璃工艺。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玻璃工艺发达的年代，必定也是中西方文化或贸易交流频繁的时期。玻璃文化源自西方，然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玻璃工艺依然断断续续地延续了三千多年， 它与中国文化兼容并蓄，在世界玻璃史上写下了独特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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