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造像的缘起及其艺术特色

每一种事物皆有它的缘起，佛教从产生直到现在，追溯其缘起是诞生在印度，时间是公元前六世纪。从那时起，佛教的传播与弘扬大致经过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秘密教等几个阶段，而佛教的造“像”，大约从部派佛教时才开始，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时代，但那时的造像，并没有佛陀的形象，只是作为代表佛教的象征。如以一些动物还有植物等作为象征佛陀觉悟成道，例如鹿和法轮象征着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以及以脚印、莲花宝座来象征佛的存在等等。


佛像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可以理解为怀念这位伟大的佛陀而建立；还可以做为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对象，让信众生起无上的信心；佛像的另外一个作用是能同时承载一种艺术文化。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佛像存在的意义对佛教的发展及历史的传承，还有对于佛教徒修行上的帮助，都是有着重大的意义。造经像的法义，在《四分律行事钞》僧像致敬篇有过示义： “如来出世有二益：‘一、为现在生身说法。二、未来经像流布，令诸众生于弥勒佛闻法悟解，超升离生。此大意也。’”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建造第一尊佛像这一念头是在何时萌生的呢?如经中所记载：
“一时佛在三十三天波利质多罗树下。与无量大比丘众及无量大菩萨众俱。弥勒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
尔时世尊在彼天上。三月安居为母说法。于诸天众多所利益。令无量诸天离苦解脱。无量诸天皆蒙法利获大福果。时彼众中有一天子。寿将欲尽五衰相现。以闻法力命终之后还生此天永离恶道。
尔时阎浮提中无有如来。譬如暗夜星中无月。如国无君如家无主。欢娱戏乐一切都息。是时众生孤独无依。皆于如来心怀恋慕生大忧恼。如丧父母如箭入心。共往世尊曾所住处。园林庭宇悉空无佛。”


从引用的这段经文来看，建造第一尊佛像的想法是产生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即佛陀上升到三十三天为母说法之时，因浮提众生见不到如来，从而倍加思念，才想造建佛像。从这部经中还描述到是由谁来建造的这尊佛像：“毗首羯磨天遥见其事。审知王意欲造佛像。于其夜中作是思惟。我身所解最为巧妙。世间之中无如我者。我若为作应少似佛。即变其身而为匠者。持诸利器至明清旦住王门侧。令守门人具白王言。我今欲为大王造像。我之工巧世中无匹。唯愿大王莫使余人。王闻此语心大欣庆。命之令入观其容止知是巧匠。便生念言。世间之中何有此人。将非毗首羯磨天。” 第一尊佛像的意义与雕刻工艺都是非常特别的，从这个引用所述，是毗首羯磨天神来雕造的第一尊佛像。从那以后，人们围绕着这样的形像，再加之佛法所传播的地区，就形成了各种教派所特有风格的佛像形式。


关于第一尊佛像的建成时间，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佛像出现在一、二世纪左右，即当时印度的贵霜时期。那时候所建造的佛像风格主要是吸收了希腊罗马的体与面的建造风格，同时也融入了印度本土雕刻艺术，即存在一些药叉、神祇的造型，而不仅是佛陀的圣像。
对于这两种说法，笔者更偏向于第一种说法，即是由佛陀在世的时候，由天神所祈请国王允许而建造的。一方面是经中所描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从信仰角度也可以推论出，佛陀在世的时候是存在佛像的，即依据《大乘造像功德经》：
“王于尔时即脱身上所著璎珞。手自捧持以挂其颈。仍更许以种种无量诸珍宝物。时王即与主藏大臣。于内藏中选择香木。肩自荷负持与天匠。而谓之言。善哉仁者。当用此木为我造像。令与如来形相相似。尔时天匠即白王言。我之工巧虽云第一。然造佛形相终不能尽。譬如有人以炭画日言相似者无有是处。设以真金而作佛像亦复如是。”在这部经的后面可以清晰的预见，佛陀在世时即存在佛像，否则在佛教当中最至高无上最权威的佛经，便会存有着一定的不真实性了。
初期的佛像特点是形象健硕，但面部较呆板，看上去有些缺乏佛教意义的思维宁静，又失去了希腊罗马雕刻的生动，初期的时代造像特点较明显。
当然，这可能是从世俗雕刻艺术的角度而言，我认为做为一门宗教，它本身就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所象征的意义，并不能站在世俗意义上做那些过多的评判，否则便会失去了其本有的圣严与庄严。又，从外观上来部是相对的，也许当初的造像风格，是按照印度传统塑造的，也有可能在当时代表着极高的雕刻水平了。


关于佛像的建造标准，也可以在许多资料中找到，就是说佛像的量尺或风格，不是凭空而生，任由捏造的，在这里引用《佛说造像量度经》的教证加以说明： “耳广有二指。尖等眉中齐。洞门宽四足。窍孔得半指。耳朵高四麦。横分应满指。耳内上下略。四分指之一。连槽深分总。-Z--3~加半指。耳叶四指半。耳垂长五指。轮郭发际边。可爱尽难比耳之前面横宽平量二指。画像相同。背面宽指半。其尖齐比眉之中。洞门阔一指。窍孔半指。俱圆而不显。耳朵。俗谓耳桩。遮揽洞门旁立。竖半指。横一指。而中有凹。正对小眼角……”在这部经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与描述，也就是说在建造佛像的过程中，对于佛像的眼耳鼻舌身，都有着佛教所特殊赋予的标准，甚至佛陀的三十二相都尽在其中了。
此外在佛教修学的不同法门，即所依据不同的经论进行专门修学的宗派，亦有其对自己所修持本尊的不同造像法，也有诸多经论可以看到。如修行准提法门对于准提菩萨的造像即是：“不用胶和色。用新碗成彩色而用画之。其像作黄白色。种种庄严其身。腰下着白衣。衣上有花又。身着轻罗绰袖天衣。以绶带系腰。朝霞络身。其手腕以白螺为钏。其臂上钏七宝庄严。一一手上着指环。都十八臂面有三目。上二手作说法相。右第二手施无畏。第三手把剑。第四手把数珠。第五手把微若布罗迦果(汉言子满果此间无西国有)第六手把越斧。第七手把钧。第八手把跋折罗……”从此经中的描述可以让我们明白，佛菩萨的造像并不存在一定之规，若有规律可循井作为共同所应遵循的风格，那可能就是尽量给人以唯美、清静、庄严、神圣，同时在立体的佛像塑造方面还应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即：足下安平立相、足下二轮相、长指相、足跟广平相、手足指缦网相、手足柔软相、足趺高满相、瑞如鹿王相、正立手摩膝相、马阴藏相、身广长等相、毛上向相、一孔一毛生相、金色相、丈光相、细薄皮相、七处隆满相、两腋下隆满相、上身如狮子相、大直身相、肩圆好相、四十齿相、齿齐相、牙白相、狮子颊相、味中得上味相、广长舌相、梵音深远相、真青眼相、眼睫如牛王相、眉间白毫相、顶髻相。这三十二大丈夫相的出处，在多部经中都有记载，这是总的塑相风格，在这些必须遵循的规则之外，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修持本尊加以略调，因为只有保证了这三十二种造像过程的细节，才能体现出种种庄严与神圣来。
另外，三国时曹不兴已经精确地掌握了佛像人体比例，可见造像量度的知识已为内地那时的造像家所掌握运用。但是在那个时候，只是通过师徒之间的传讲，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统一标准，也没有成文的典籍。藏传佛教藏经丹珠尔关于造像的四种著作，是古代造像技术的重要记录，也就是说在没有泽出《造像量度经》的时候，是依据藏文经典来造像的。
关于佛像最初传到中国的年代，自古有种种不同的传说，即使今日仍被热烈讨论着。在传说中凡是有关金人的记载，便被附会与佛教有关。但无论是秦始皇(秦王政)的丈六金神，抑或霍去病所得的丈余金人，或其它的铜像，都不可能是佛教像。因佛灭后的五百余年间，佛弟子所崇奉者，仅是舍利、佛牙、佛发等。而并未有设像礼拜之事。现存的纪元前的佛教艺术遗迹也都以佛宝座、佛足迹、法轮、菩提树等象征的符号来表示佛法身的所在，而没有具体的人形佛像出现。
但佛经传人中国的时期，若依《魏书·释老志》：“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此说载在正史，却是可信的史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相当于公元前二年，换言之，中国在西汉晚年的前一世纪末，已经有佛教经典的流传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汉明帝永平求法之说，大意谓： “永平年间，明帝夜梦金人，随即派遣中郎将蔡諳、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途中在大月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倚像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归洛阳。明帝在洛阳城西外立白马寺，摩腾、法兰共译四十二章经。这是我国译经的开始。”
这一说法向为儒家所釆信，但经近世学者如梁任公（启超）等人的详加考证，否定了其可靠性。永平求法固然不尽史实，但当时佛教已经东传，流传于洛阳，再因楚王英而入彭城丹阳，却是不争之事实。


在后期佛法的弘扬阶段，会根据不同地区的雕刻风格，把佛菩萨圣者的造像尽量的唯美化，使人一见便生起欢喜踊跃之心，对它进行朝拜。这样的弘法方式，也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关于能否信仰佛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一些对语言文字不能理解，同时又没有精通教法的地区，只能通过对佛菩萨形像的顶礼与瞻视才能修学佛法。
总而言之，佛教造像也是佛法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佛教徒进行修行的重要基础，像印汉藏修学过程中都有对佛像的礼拜这样的修持法门，从而达到忏悔与积福。
本文节自《汉传佛教造像艺术浅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