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极作品

赵无极于1948年赴法。出国前他已经为他在艺术上的蜕变和转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在国立杭州艺专就读和任教期间，已经接触到毕卡索、马蒂斯、莫迪里阿尼、塞尚这些现代派大师的艺术，并从中找到了与自己相投的东西。赵无极对形式的敏感使他在天性上更接近这些大师。在他40年代的作品中，这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倾向致为明显。赵无极出国后适逢抽象表现主义的兴起，他随即卷入这场国际性的艺术风潮便显得十分自然，因为在观念上他没有任何障碍。不像那些热衷于学院古典主义的人，无法接受甚至极力排拒眼前的这一汹涌澎湃的艺术浪潮。赵无极赴法后能够很快适应并主动融入西方主流文化，不仅因为他在国内已经形成接纳新艺术的观念和趣味，而且还因为这“新艺术本身就是西方艺术家将视野移向东方艺术的产物，因此，对于一个东方艺术家，很容易产生共鸣。他对保罗·克利的兴趣就是最好的例证。保罗·克利的符号语言所以能给予他某种启示，使他更加意识到与他内心寻求的意象的某种契合，正是因为克利的艺术曾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克利的符号语言打开了他通往对自身文化的理解的一扇窗。而且，较之于克利，他对于东方文化的理解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因为对于一个中国画家而言，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已经溶解在他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因此，赵无极在艺术上的第一次转型(50年代前半期)，即从40年代的“具象时期”转向50年代的符号化、平面化的“非具象时期”，就显得顺畅而自然。传统文化中的甲骨文和青铜文饰，这些在西方“文盲”来看一时还难以辨别的神秘符号，却被赵无极顺手牵羊地“拿来”作为他走向抽象的“凭藉”。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一些欧洲泼洒派画家自称受到禅宗和远东书法的启示……西方人模仿一种存在的结果，但是既不谙其精神也没有细致的学习过程。原已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东方人，则在抽象艺术中找到他们所热悉气氛的延伸。赵无极是这些人之一，欧洲无疑为他带来某种自由，但他不忘祖上深刻的教义”（《赵无极·年表纪事》第55页，台湾大未来艺术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