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脚僧畫卷

《行脚僧图》也叫“云游僧图”、也有称“宝胜如来像”，可能是受当时唐玄奘取经的故事影响，此内容是敦煌当时流行的主题。在敦煌遗画中相同题材的有十二幅，是图像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类型。其中法国伯希和收集七幅，三幅收藏在吉美博物馆，四幅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二幅，一幅收藏在韩国中央博物馆，另一幅收藏在日本奈良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俄罗斯收集一幅。

这些图的共同特点是：头前上方云端中有坐佛像，身边有老虎跟随，身后背负满载佛经的行笈，手持拂子，赤足而行的行脚僧人。有意思的是法国人伯希和收藏的其中二幅绘制于绢上的老虎和僧人却是在地上行走，而其他行脚僧图的老虎和僧人都是踏云而行。








法国馆藏

此画是几幅同类敦煌遗画中比较精细的一幅。画面描绘了僧人与虎相伴而行的场景，僧人身着墨色晕染的法衣，领口露出白色的僧衹支，裸足穿草编凉鞋，身上持物相当复杂，右手执青色数珠，左手执木杖，腰间系刀，挂药壶、薰炉等物。僧人背负的竹笈占据画面很大空间，卷轴轴端施以红点表示，可见竹笈内满载经卷，刻划了身负重载取经僧人形象。竹笈的后方有一根木头支柱，上挂塵尾、水瓶、幡等物。竹笈的前方挂一系长带的金色香炉，是为了驱逐恶兽及蚊虫叮咬。画面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僧人上方有一缕上升的云彩，云团上端绘制了一身小型的趺坐于莲台上的佛像。此像在诸如此类题材的小型纸本画上常有出现。画面中僧人身负重载，沉重的步履，刚毅的面容是行脚僧最好的写照。此画描绘细腻，设色淡雅，僧衣及笈上以金泥彩描，是藏经洞绢画中少见的表现行脚僧形象的精品之作。









法国馆藏

此幅绢画画面主要形象保存完好，色彩鲜艳，是精心绘制的敦煌绢画中的精品。画面刻划了长眉深目的壮年行脚僧，左手执塵尾，右手持龙头长杖在旅途行走的形象。身着淡红色僧衹支，外披黑色条纹淡青色远山纹袈裟，腰挂玻璃水瓶等旅行用具，背上背负竹笈，竹笈的外侧还挂有经卷、水瓢等旅行用具。画面展示了一位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达印度求法取经的理想化了的行脚僧形象。图中的行脚僧脚穿黑靴、行走在开花的大地上，身前没有乘云的如来像，取而代之的是行脚僧自身有头光，背负的竹笈上有一缕白烟，身后还有一团紫云飘向远方。画面右上方长方形榜题栏写有“宝胜如来一躯”，由题记可知是为亡弟知球的三七忌日而施供养之用。























正面写有《妙法莲华经法师品第十》，共二页纸。有一张背面画有这幅行脚僧白描图，这是在敦煌出土的十二幅《行脚僧》图中唯一的一幅白描图。
















法国馆藏











法国馆藏















法国馆藏











法国馆藏











大英博物館收藏

这幅《行脚僧》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馆藏编号为Ch.00380，高 41.0 cm， 宽 29.8 cm，时代为9世纪。从这幅绘制在纸本上的行脚僧的像容来看，高鼻深目、嘴巴微张、头戴阔沿大斗笠，左手持塵尾、右手持木杖、身着黄底圆点短僧袍，脚蹬草履，站立于现已残缺的土红色云团之上；身后背负装满经卷的竹笈，竹笈把手上挂一香炉；伴于行脚僧右侧的猛虎怒目圆睁、阔口露齿，同样也乘云而行。行脚僧前方绘一乘云而来、身着土红色袈裟的佛像；画面左侧有榜题栏，但未记入任何文字。








大英博物馆藏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韩国中央博物馆藏

以上佛画中行脚僧背负沉重经囊背架踽踽独行，身体右侧有老虎陪伴，此种行脚僧或行道僧图像流行于中晚唐，个别早期宝胜如来形象并无老虎随行，由此判断出现老虎的年代或在晚唐，即9世纪以后。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行脚僧图像为西安兴教寺藏石刻线画《玄奘法师像》，画面为一汉僧，身着袈裟，右手持拂子，左手握经卷，身背竹质经箧，经箧前端有悬挂的油灯，身侧无虎同行。玄奘法师唐贞观三年（629）启程赴天竺取经，贞观十九年（645）返回长安，彰显法师事迹的行僧图当形成于玄奘返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据画史记载绘制“行脚僧”图像的著名画家有韩干、陆耀、吴道子、李果奴、周昉等，在玄宗开元（713年）至德宗建中（780年）年间中唐至晚唐的画家，大多以绘制此类图像而著名。但是，这些画家所绘制的图像至今均已散佚无存，因此，我们对当时行脚僧图像不得而知。


唐代涉及此类图像时还称之为“行僧”、“行脚僧”或“行道僧”，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两京寺观壁画”所记数躯“行脚僧”壁画，尚无“宝胜如来”名号，但敦煌绢画所见五代至宋时期此类图像图像，已称之为“宝胜如来佛”，早期图像人物立于流云之上，高鼻深目如贯休罗汉，戴斗笠，以此判定当为中土僧人。背负竹经箧，经箧上盖孔中云气飘逸而出成云朵，上绘坐佛一身，身右侧随行一虎，装具一如仪轨的记载。

关于宝胜如来及行脚僧为何又被称为此佛名号，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应的文献和更多的研究著作。仅作为佛名来讲，佛典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等多有记述。此时宝胜如来，有时等同“宝生如来”，但佛典又记“宝胜如来”居于西方，不是五方佛所记“宝生如来”居于南方，证明两者有差别，如《佛说称赞如来功德神呪经》：“南无西方宝胜如来”。除了晚唐五代的敦煌绢画外，还没有找到将行脚僧转化为宝胜如来的文献证据。考察乾元元年的一份文献，提到唐中京及东京一些寺院整理、修葺过去一些三藏法师由印度携来的经夹，其中提到义净．善无畏．流支．宝胜等，可见“宝胜”确为当时往来丝路的三藏法师之一，而且他由印度带回了梵夹！宝胜如来护持西方，往来取经的僧人供奉此如来，行脚僧画像上方榜题“南无宝胜如来”，或指行脚僧对如来的祈祷，云气上方的佛当为宝胜如来，因为取经的唐代僧人确实有名为宝胜者，晚唐五代至宋时期逐渐演变为行脚僧本人为“宝胜如来”，其间的轨迹或大致如此。


据王惠民先生《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新探》一文所说，此类图像目前为止有20幅：

1、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8幅：分别为第306窟，该窟南北向，前室东西壁三栏，中栏各画行僧一身；第308窟，该窟南北向，前室东西壁三栏，中栏各画行僧一身；第363窟，该窟东西向，甬道南北壁各画行僧一身，以上2窟约绘于11世纪上半叶；莫高窟第45窟前室门上残存2幅，绘于五代。其中莫高窟第45窟2幅为王惠民先生新发现。
2、在敦煌遗画中行脚僧题材图像共存12幅，在《西域美术》图版中题名记作“伴虎行脚僧”，其中绢画2幅（EO.1138、EO.1141），纸本画10幅。具体内容分别为：伯希和收集品7幅，其中3幅收藏在吉美博物馆，馆藏编号分别为EO.1138、EO.1141、MG.17683；另外4幅为敦煌遗书，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P.3075、P.4029、P.4074、P.4518中。斯坦因收集2幅，馆藏号为Ch.0037、Ch.0380，现藏大英博物馆。日本大谷光瑞收集品2幅，一件现藏韩国中央博物馆，另一件为日本所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现藏1幅。纸本所绘行脚僧图像与前述相似，有榜题“宝胜如来佛”。


关于榜题中的“宝胜如来”以及宝胜如来信仰等相关问题，王惠民先生在《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新探》一文中有详尽考证，兹引录如下：

1、中国古代流行宝胜如来信仰，这一信仰影响了行脚僧图的内容。
2、相关资料表明，西藏绘画中的达摩多罗是中原著名的居士，王惠民先生认为这位居士即《华严经论》的作者李通玄。李通玄的居士身份、与虎为伴的经历、李通玄像曾广泛流行等均可诠释西藏绘画中的达摩多罗像，唯传入西藏时混淆为华严信仰的另一名人华严三祖法藏（达摩多罗）之名，在汉地流行过程中混淆为僧人形象。
3、李通玄像属于佛教史迹画，在流传过程中吸纳了宝胜如来信仰、法藏等因素，画像内容有较多变化，但保存了与虎为伴、背经囊远行的主要特征。
王惠民先生首次将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像和西藏绘画中的达摩多罗像定为李通玄像，在前人基础上将行脚僧像的解读深入了一步。有助于观者更进一步了解敦煌画中的行脚僧的人物形象和身份之谜。



转载自【緣圓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