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关东第一巨刹大奉国寺的前世今生

　　《一代宗师》中，古佛、雪村、满铁编织了世人眼中的“北方想象”，凌厉、残酷、坚韧、刚烈。宫二逡巡于古佛巨柱间，阳光穿牖而入，壁上佛影焕然五彩。可以想象，导演王家卫第一次进入奉国寺大雄殿时所受到的震撼，原计划在此拍摄的一场武戏最终改成了文戏。少有人知，这座坐落在辽宁小城义县的辽代大殿，却保有两个帝国的荣耀。要读懂这座现存最大的辽构殿堂，还得从县城迤西的后魏万佛堂石窟讲起。

【山海图】

细读关东第一巨刹大奉国寺的前世今生
奉国寺北枕青山凌水，左巫闾、右白霫，前揖渤海，气魄绝大。大雄殿以其高甍巨栋勾勒出古城的天际线，千年来牢牢控制着城市的视觉中心。
摄影：盛奇

　　后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帝国的首都从代北新邑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汉晋旧京洛阳已届五载，雄才大略的孝文帝元宏开启了全新的时代。镇守边陲的宗室贵族、营州刺史元景在龙城（今辽宁朝阳）迤东百余里大凌河畔“雕岩镂馆”，开石窟一区，为皇帝、先祖及万民祈福，在帝国的东极传播了新兴的“洛阳样式”，延伸着云冈、龙门的盛业，这就是分布最东的后魏大型石窟——万佛堂石窟。窟以佛诞日四月初八告竣，并勒石为铭，此即享誉海内的魏碑神品“元景造像记”。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赞之为“天骨开张、光芒闪溢”，埒于龙门诸品。

　　正如元景所期冀的，五百多年后的万佛堂石窟上下果然成为一片佛土。辽开泰九年（1020），医巫闾山西麓、凌水之阴的宜州大咸熙寺建成，七佛庄严，殿阁杰峙，今奉国寺是也。岁月倏忽，不觉又历千年寒暑，伟殿七佛阅尽人世沧桑，同乎山岳，观涛渤海，宠辱不惊，图写了一幅气象磅礴的北地山海图。


万佛堂石窟依俯瞰大凌河的崖壁开凿，北魏太和年间由营州刺史元景始创，历代增修，崇祀不绝。

　　回望孝文帝的时代，北境柔然浸强，契丹不堪其扰，内附者众，后魏只能羁縻而治，东境营州就直接承受着契丹南下的压力。元景开窟造寺，既因袭了龙城三燕地区已有的佛教信仰传统，也有继续教化合境鲜卑、汉以及契丹各族的用意。无独有偶，万佛堂石窟甫竣，朝廷就在景明三年（502）派出了“慰喻契丹使、员外散骑常侍昌黎韩贞”巡视该边，宣慰内附的契丹人，巩固边防力量。韩贞联合当地戍军募资新开私窟一区，勒石记其事（现存最早刊于贞珉的“契丹”字样）。韩贞大概未能料想，四百年后，耶律阿保机率契丹建国称帝，竟能效法后魏故事，再造北朝，与新的南朝五代、宋相抗。如果说韩贞踵继元景刺史崇佛开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北朝”的文化性格，那么隆盛的契丹系统搬用北朝、隋唐的政治、文化遗产建立会同蕃汉的帝国时，接纳北境盛行的佛教亦是题中之意。后魏以来的东北亚乃至全东亚，佛教之勃兴，可谓一发不可收。三武一宗的灭法，何尝不是无可奈何，新兴的契丹或曰大辽将成为忠实的护教者，奉国寺大雄殿的巨甍正是帝国形象的最佳写照。

【七佛观】


大雄殿内历代碑铭。

　　今大殿东侧有一通巨碑，碑首交龙翻腾，趺座巨鳌踊跃，制古而工精，父老多以为此即创寺时之辽碑，记录了咸熙寺建造始末。惜文字为后人磨去，辽时建造之事扑朔迷离，清代以其空面新刻重修事迹，原貌更不可得。伪满时王鹤龄、赵仲珊所编《奉国寺纪略》中载光绪八年修奉国寺，自殿内东南角坠一八门尺，上书“辽开泰九年正月十四日起工创建咸熙寺至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止工”，可惜这把珍贵的“尺子”后来遗失。新中国成立后，建筑史家杜仙洲先生在其所著《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中推测该“八门尺”可能系“钉在梁上的题记”。考开泰年号未有十四年，辽圣宗统和之后，只有兴宗重熙年号有十四年。又据殿内元大德七年碑（1303），可知系辽开泰九年处士焦希赟创其基。焦希赟于史失载，但大德碑当非杜撰，可能因袭辽碑旧说。联想同样神秘的应县木塔也只留下传说中片石上所书的“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为创基之证，事实证明亦非空穴来风。那么开泰九年之说不妨姑妄信之。

　　圣宗一朝，萧太后与耶律隆绪母子相继，共历四十九载，先退强宋，后盟澶渊，南北抗礼，奠定了辽宋间百余年的和平，实乃黎庶之幸。圣宗时代开贡举，建州县，兴土木，恤百姓，促进了辽地文化、经济的发展，辽从此走向盛世。开泰是圣宗皇帝的第二个年号，开泰九年，小名文殊奴的耶律隆绪已亲政十一年。彼时中京城也才刚刚落成十二年，城内宫庙工程仍在持续。与契丹故地的许多新建城市一样，宜州也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且与圣宗一系关系密切。全局观之，自中京到医巫闾山，一条谒陵路线沿着凌河故道展开，越努鲁尔虎山，从老哈河流域转到大凌河流域，经霸州（今朝阳）、宜州终到奉陵邑显州、乾州，继续向东则延伸到用以控制渤海的东京辽阳，各处无不大兴塔寺。


殿内七佛，独释迦佛与其他六佛身姿不同。

　　龙城霸州的佛塔庙有三燕以来的基础，此时自然隆兴。而宜州大兴土木造咸熙寺，崇奉七佛，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奉国寺是当今国内唯一奉七佛为主尊的寺院，但宋辽时代未必如是。线索表明，七佛信仰曾广泛存在甚至颇为流行，且应有一定的修行法门。时过境迁，除在现存佛塔石窟中七佛稍习见外，七佛殿堂仅余大雄殿一座。考诸佛典，奉国寺所供七佛应分别是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和释迦牟尼佛，分别为过去庄严劫中三佛和现在贤劫中四佛，随时间推移先后成佛。在殿宇中，或说以毗婆尸佛居中，昭穆排列，或说自东而西，次第排列，无论取哪一说，最西一尊都是释迦牟尼佛。释迦佛与其他六佛身姿不同，脸微微朝向西侧，右手亦向西方摊开，似有所指引。其他七佛造像均不作此处理，当是咸熙寺匠人的创造。

　　大雄殿七佛造像各通高三丈有奇，伟壮到令人生畏，若非座下小体量的胁侍菩萨导引，简直无法亲近。为容纳七佛巨像，大殿采用九间四阿之制，与其后的西京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相埒，可以说是佛宇的顶级配置。华严寺系圣宗之孙道宗耶律洪基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而建，是不折不扣的皇家寺庙。稍早的燕京大昊天寺则系清宁五年（1059）圣宗女秦越大长公主舍宅而建，据载建有“九间殿”，惜乎早已不存。反观宜州咸熙寺竟有七佛殿与法堂两座殿堂并为九间，其规制之高非皇家寺院莫属。


辽圣宗及其前的历代帝王

　　有些学者推测，奉国寺七佛可能跟辽代的七位帝王有关，一依云冈昙曜五窟之五佛表现后魏五帝形象之例。这一说法很吸引人，须知隋唐以来，君主不仅是“天子”，同时还是佛教世界里的“转轮圣王”。与迁都前的后魏相似，对于仅统治汉人边地的契丹皇帝来说，将自身的内亚政治传统与佛教转轮王信仰相结合，即可构成帝国意识形态的总纲。若奉国寺七佛确指开泰九年之前的七位契丹帝王，他们是哪七位？众所周知，包括耶律隆绪在内，辽也只经历了太祖阿保机、太宗德光、世宗阮、穆宗璟、景宗贤共六代皇帝。有人说还有阿保机的父亲，后来被追认为德祖的耶律撒剌的，那为何阿保机的祖父玄祖皇帝未被纳入？更遑论玄祖之前也被追尊为皇帝的列位祖先了。

　　比德祖更有可能列入七佛的是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宜州作为他的头下州、田猎地，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耶律倍曾在契丹征服渤海的事业中为帝国建下不世之功，裂壤封疆号东丹王，在契丹人和渤海人中颇具声望。但作为太子的他在与其弟耶律德光的皇位争夺中落败，出奔后唐，被赐名李赞华，唐晋革命时死在中原。太宗耶律德光虽灭后晋，但一统中原的抱负终告失败，班师途中驾崩，后葬怀陵。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阮在军中被拥立为帝，即辽世宗。他将父亲的遗骨安葬在其身前读书、游猎之地医巫闾山，陵号显陵，追尊耶律倍为义宗让国皇帝。圣宗的父亲景宗崩后，亦葬医巫闾山，号乾陵，萧太后驾崩亦祔之。辽国的帝位自此再也没有回到耶律德光系的手中，显陵、乾陵的地位愈发尊崇。直至天祚帝在应州一带被俘，辽亡于金，失了帝位的耶律延禧最后也葬在医巫闾山。即便不谈奉国寺是否崇祀的是前揭七位辽帝，至少，宜州的这座大寺，也有为皇家特别是耶律倍一系唪经、守陵的意味吧。


　　圣宗时代，奚人献地，他在七金山下老哈河畔营造中京，宅“天下之中”立为皇都。西南遥望燕京，怀柔奚、汉、党项，东北犄角辽阳，监临（渤）海、（高）丽、女真，此三京与上京临潢府一起构成的辽四京，王朝气象大开。中京也成为契丹事实上的京城，并将圣宗时代鲜明地划分为前后两段，前半段年号统和，萧太后尚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后半段改元开泰、太平，耶律隆绪终控驭帝国。不知是否刻意要摆脱其母后执国柄数十年投下的政治阴影，圣宗东征西讨执意恢拓，尽管总的来说都不算成功，但在王朝制礼作乐方面颇有建树。尤其是他拾起了《周礼》中的天子七庙制度，在中京建相当于太庙的万寿殿，为帝位的合法性找到了经典支撑，实现了契丹君主与汉人皇帝的合一。太庙之外，圣宗朝在帝国不少重要城市中还陆续兴建了太祖庙、太宗庙或景宗庙，分祀诸帝，此种做法，历代罕闻，散布国家认同之外，似有监临之意。甚而，今潢河即西拉沐沦河、土河即老哈河乃至西辽河沿线的众多辽时古城，金元以来久成废墟，义县城是否因奉国寺的缘故才得保全？如此真要感恩七佛庇佑了。七佛之中，除释迦佛姿势异于他佛外，居中者体量最大，若排除视觉上求宏壮的原因，可能由其扮演建国者耶律阿保机最为妥帖，太祖之左为义宗耶律倍，之右为太宗耶律德光，于是本来平等的七佛通过微妙的差异也参与到人间的政治秩序建构中。

【九间殿】


绘图：周冰 韩天一　监制：王剑 赵兵兵

　　当宋使张邵奉遣到金国议和时，应是抱定了殉国的决心。但滞留宜州期间，他见证了奉国寺贤圣塑像修补妆銮之工，并应邀作《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题名记》，这通金碑仍在殿内保存，是目前关于寺史的最早记录。碑称奉国寺所在的东营“左巫闾，右白霫，襟带辽海，控引幽蓟”，又赞寺之规模形制在诸郡中“亦为甲”，寥寥数语运笔如椽，将人带入到宏远的北中国想象及微妙的宋辽金关系中。宋的劲敌辽此时已经覆亡，而号称使臣的张邵几乎被金廷视为俘虏，自视“中国”的宋臣出现在先后被两个敌国所占据的华夏北疆，戏剧性自不待言。

　　宜州咸熙寺兵燹之后，得以幸存，寺号改为“奉国”，所奉之国当然是新兴的金国。对于流亡此地的宋臣来说，亡辽之喜继以靖康之耻，分外吊诡。自安史之乱以来，幽蓟及迤北区域长期与中央帝国悬隔，金虏徽钦二帝进据中原，竟然是幽蓟平营与中原地区在近四百年的分裂之后又一次真正重新融合，欷歔可叹。宋得偏安，辽却没有人去纪念，只留物本身来言说，与张邵一同被扣押的宋使朱弁，也为我们留下了另外一座伟大辽构释迦塔所在地应州的只言片语。

　　美术史家曹星原先生访问奉国寺后，谈到她对宋辽文化之争的一个观察。澶渊之盟订立，双方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不知双方是否刻意，沿着两国边境形成了一种视觉文化上的竞争关系，这就是对高和大的追求。山西的大同华严寺、应县木塔，河北的定州开元寺塔、正定隆兴寺，涿州双塔、燕京大昊天寺等，不一而足。


七佛之胁侍菩萨仪容动人，冠服精丽各不相同，应为辽时原作。惜后之好事者为补塑断残之手、臂，持以法器，殊为不伦，又合足底莲花两朵为一，步履之轻不复见矣。

　　宜州咸熙寺建造在契丹腹地，除表彰让国皇帝一支之发祥外，谁来观看？嗣后因鼎革沧海之变，宋人张邵意外在此留下载记，但辽人所要耀示的对象恐怕更可能是契丹东境的渤海人、高丽人及新兴的女真人，这一努力其实与后魏的元景并无二致。而且并非没有成效，一说奉国寺的得名就是因辽代咸熙寺的末代住持清慧大师捷公在金上京位极尊崇，被加封为佛智护国大师，登国师座，从而改其本寺为奉国寺，宜州改义州更在其后。女真人笃信佛教，鼎革之际隳坏契丹人的宫殿陵寝，辽地佛寺却赖此不乏幸存者，俟北土底定，金人对辽代旧刹的修缮与恢复就进一步开展起来。在辽代未能最终完工的咸熙寺，到奉国寺时期才终于告竣，应县木塔的修建和妆銮工程也反映了这一情形。

　　殷力欣先生长期整理其舅父陈明达的遗著，对几大辽构用功颇深。陈明达先生是中国营造学社核心成员、中国建筑史的开创者之一，他撰写的《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等书早就成为辽代木构乃至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研究的典范，也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人们对辽文化的认识。殷力欣先生曾多次访问奉国寺，他指出在现存的辽代木构建筑中，有三座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如果说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建筑技术水准的巅峰之作，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两建筑以其设计严谨、构造精丽见长，而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则以撼人心魄的大体量、大气势雄冠一时。”


高甍巨栋大雄殿。

　　进入义县界远眺，奉国寺大雄殿就以其高甍巨栋勾勒出古城的天际线，千年来牢牢控制着城市的视觉中心。稍微靠近，感受巨大的屋宇以一种既坚毅又平和的态度坡下，莽莽苍苍，大德无言。再近，则天幕地席，建极于中，感宇宙脱于洪荒。自古宫殿兴造“非壮丽无以重威”，大雄殿的壮丽无疑昭示着佛法及其庇护者的威严，挑战着人力之极，难怪论者往往指其为辽代皇家寺庙，后世欲以奉国寺改作皇居而“登极作殿”的传说亦不绝。在元大德碑中，还能读到这座寺院曾经摄人心魄的景观，建筑多伫立于高台之上，宗法汉唐，威风凛凛。如今只有七佛宝殿幸存，其余只能靠想象了。

　　与应县佛宫寺相似，奉国寺最后的辉煌应该也在元代，在至正《庄田记》中尚可看到寺院经营有声有色。元亡后，此地重新成为边徼，奉国寺随之倾圮破坏，不复旧观。但大雄殿仍有幸存续，明万历年间，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的母亲宿氏还重修了七佛背后的倒坐观音一躯。清时迭有修缮，兴造了牌坊、无量殿等建筑，但规度难与开泰七佛殿相称，唯益增其崇隆。梁思成先生从宾大毕业回国后，应聘在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沈阳去义县未远，但梁先生却未涉足，“发现奉国寺”的工作乃由日本建筑学人在1932年完成，建筑史家荒木清三，关野贞、竹岛卓一、考古学家八木奘三郎等皆与力焉，留下了关于奉国寺最早的测绘及影像记录。关野、竹岛乃至伊东忠太与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社员阚铎等均私交甚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及入侵东北，将两国学者刚刚打开的合作之门戛然关上。梁氏离沈来京未久，“九一八事变”即爆发，倭寇悍然进据东北，义县已无从涉足。幸由童寯先生勉力斡旋，东北大学第一期学生南下后于翌年毕业，梁先生则全身心投入到营造学社的事业中，完成开宗之作《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另一位学社巨擘刘敦桢先生又与梁林合作完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1933），划定了营造学社的高起点，足与关野贞、竹岛卓一之工作相颉颃，确立了中国学者在“东洋建筑史”界的地位。


1930年代日本学者拍摄的大雄殿。
供图：奉国寺管理处

　　面对辽代建筑，中日两国学者研究的旨趣亦不尽同。梁思成看到其中的“唐风”正是题眼，影响及于今日，以至于每个辽代建筑遗迹点都有导游高声宣讲大唐的声威。而日本学者在伊东忠太这位前辈穷究东瀛建筑源流的思路之外，也带有他们对于这一地域的特别关切——正与日本的侵略政策若合符契。位于东北的奉国寺九间四阿殿，甫一报告即引起了双方的注意。

　　奉国寺大雄殿用七铺作斗栱，两跳华栱上承两重昂，即所谓“双杪双下昂”，其中第二跳华栱和第二道下昂跳头俱用横栱，即所谓“一、三跳偷心，二、四跳计心”，此种做法也见于此前的佛光寺东大殿（857）、独乐寺观音阁（984）和此后的应县木塔（1056），乃北地通行制度，但在现存中国早期建筑中已属稀有。奉国寺大雄殿直接承续了佛光寺东大殿的恢弘，临之有风如鹏翼开张，举目而视则灿若莲华，堪称中国早期殿堂类建筑的第二个典范。

　　案北宋《营造法式》中，一等材最大，高九寸，适用于殿身广九间到十一间的情形。奉国寺大雄殿单材高近30厘米，折宋尺九寸半，正是传统木构的最高材等。国内早期建筑中使用一等材或超一等材的情形屈指可数，不过佛光寺东大殿、华林寺大殿、奉国寺大雄殿和金代重建的华严寺大雄宝殿四座而已。佛光、华林材虽大不及奉国寺其殿之广，华严虽广却仅有五铺作，天下之雄，汇于一身，可谓国宝中之国宝。

【极乐天】


嘉福寺塔为典型辽代密檐塔，首层浮雕菩萨、胁侍及飞天，与七佛殿图像系统相类。

　　义县奉国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古城的空间是一体的。城西南的嘉福寺塔（即广胜寺塔）相传也是焦希赟在开泰九年所创，为典型的辽代密檐塔，八面各雕菩萨一。据传焦希赟对佛法和风水均有研究，那么塔之图像系统与七佛当有关联。距此不远、建造于辽晚期的北镇崇兴寺双塔——东边一塔雕八菩萨，西边一塔雕七佛、外一面雕弥勒菩萨（未来的佛）——则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语义系统。考诸佛典，有《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一部，内容为咒语及赞语，颂扬七佛八菩萨，介绍各咒功用，有护国退敌驱病禳灾之属，可谓无所不能。

　　当然，与七佛可以独立成篇一样，八菩萨的图像也可以脱离七佛而存在，辽代高僧守司空辅国大师海山思孝就曾注疏当时流行的《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他与兴宗皇帝及后族萧氏往来甚密，其修为和撰述均著称于世，影响及于辽、高丽和西夏。七佛与八菩萨是一对内在紧密关联的可组合信仰模块。如此，则嘉福寺塔是否与咸熙寺同期创立也就无关紧要了。只要塔寺全都建成的那一刻，以此二寺来统摄宜州的信仰空间也就能够成立了，七佛八菩萨如临全城，受惠的肯定不仅仅是宜州城民，还有凌河首尾的七老图-努鲁尔虎山中京、医巫闾山二陵，这个空间图式极具能量。如此大手笔的创意，很难不让人把辽七帝与咸熙寺七佛扯上关系，这不正可以理解为转轮王们的太庙么？
八塔山

　　放到更大的空间尺度下，万佛堂的弥勒菩萨、咸熙寺的七佛，与嘉福寺的八菩萨，已经将凌河中段这一空间佛教化，但这一文化景观竟然还没有完结，县城西南有一座八塔山，形势奇崛，岭上有峰八，每峰顶建一塔，形制海内所无。曹汛先生见其中一塔残存铭文“菩提树下成佛塔”，与辽塔图像中的八大灵塔题材相吻合，故推测此景观也很可能系辽时所创。八大灵塔象征着释迦牟尼佛从诞生到涅槃的八大圣迹，八塔即佛。利用自然造化擘画八塔，妙不可言！辽人阐释天地，沟通古今，气魄不可谓不大。今在嘉福寺塔下瞻仰，漫漶的菩萨与胁侍弟子面目已经不清，神采则依旧。华盖之上，左右各有一飞天起舞，佛国乐土，宛在目前。
大雄殿内檐仍保有相当数量的梁栿彩画及斗栱彩画，其中最为精美者就是梁栿下的四十二飞天。

　　走进奉国寺大殿，从七佛的制摄中稍回过神，移目更多的细节，首先就会为每尊大佛上方左右六椽栿下虽然黯淡但却依然灵动的飞天所吸引，是的，就是飞天，与嘉福寺塔上配八菩萨的飞天一样，此刻他们也萦绕在宜州上空。七佛殿飞天绘于内槽各六椽栿和外槽各四椽栿、丁栿和乳栿之下，皆从四方朝礼七佛，或拈花、或托盘，俯仰生姿，似与佛菩萨及信众融融一堂。这不正是佛法所应许的极乐净土么。与飞天交相辉映的是辽代建筑与美术中常用的“网目纹”彩画，层层叠晕，花朵压心，若粼粼波光，又若静寂心谷，氤氲炫目。天津大学的建筑史学者丁垚说，这就是“佛光”。

注：本文节选自2016年11月《华夏地理》专题故事《太平之甍》，欲读全文，欢迎购买杂志。
本文内容为国家地理中文网

撰文：杨兆凯
摄影：任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