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尘最美的宝相——金铜佛造像

明代铜镀金天女像
明代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铜鎏金坐像
在一件件令人眼花缭乱的佛教传世珍宝中，金铜佛造像总是以低调而睥睨的姿态让人过目不忘——因为，它们是凡尘最美的“宝相”。
金铜佛像，顾名思义，一般是指用青铜或黄铜等铜合金雕模铸造成型、表面鎏金的佛教造像。近年来，金铜佛造像因其神圣的宗教元素、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及尚未饱和的市场空间，逐渐跻身艺术品收藏、投资和拍卖新宠行列。
然而，当经济规律和市场炒作的鼓角争鸣随风远去之时，所有见识过这些金铜佛像之精美绝伦和巧夺天工的人们，都不约而同为其穿越过时空的藩篱、静默无声却又震撼灵魂的宗教艺术魅力所陶醉。从此，与它“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有研究表明，佛造像艺术约产生于公元1世纪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传入中国后，与不同的宗教传承相适应而形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大造像艺术体系。两千多年来，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总有新的佛像不断被创造出来，它们或石雕、或泥塑、或木刻、或玉琢，但尤以金铜佛像数量最庞大、制作最精美、保存最完整、流传和影响最深远。
金铜造像的历史十分悠久，佛教基础经典《增一阿含经》内有关于佛陀住世时期舍卫国的波斯匿王用紫磨金（又称紫金，纯净的金属铜呈紫红色，不纯净的铜一般为金黄色或者褐色，一说为铜与金的合金）铸造旃檀佛像的记载。考古证明，早在公元2世纪，古印度即已出现了铜造像。我国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金铜佛像，据称造于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为释迦牟尼佛禅定像，今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博物馆。可见，从佛造像艺术诞生的同时，人们就开始尝试并青睐以铜为原材料铸造佛像。
古人为什么对铜造佛像情有独钟呢？这或许与佛经中关于佛陀三十二相的描述有关。其第十四“身金色相，谓身皆金色，光明晃曜，如紫金聚，众相庄严，微妙第一也”，“金身”也因此成为佛身的标志性特征。而金属铜的颜色如前所述，因纯度不同而表现为紫红、金黄等色泽，且因具有同样金光灿灿的黄金所没有的良好可塑性，从而成为佛教造像最受欢迎的材质。但由于金属铜容易氧化变色，于是给铜像“镀金”、“鎏金”以保持金身不坏、宝相恒常，便成为金铜造像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在整个亚洲佛教文化圈，博采众长、造型丰富、风格多变的藏传佛教造像，可谓金铜佛造像艺术的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也是目前传世金铜佛像精品的重要来源。藏传佛教造像主要是指符合藏传佛教教义和仪轨的造像（例如我们常见的千手千眼十一面观世音的藏传造像，其十一面中一般会有看上去面目狰狞的忿怒相，而汉传佛教同类题材的观音造像则多为端庄肃穆的佛陀寂静相），约产生于公元7世纪，是以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佛造像艺术为基础，融合汉、藏、蒙古各民族本土审美观念和雕造技艺而创新的佛造像艺术形式，深受人们喜爱。
藏传佛教造像之所以如此流行，源于它们对于信徒的非凡意义。它们的存在就如同仓央嘉措“以世间法让俗人看到了出世间法中广大的精神世界”，从而“净化了一代又一代人心灵”的情歌一样，蕴含着强大的宗教情感感染力和教法修持加持力。也正如诗歌中总有那么些微言大义堪称画龙点睛之笔的金词玉章，佛像上也有最能打动人心、触及灵魂、引发共鸣的关键——它便是佛像的“开脸”门面。
与古希腊、罗马雕塑注重健美的身躯和优美的姿态不同的是，深受二者影响而产生的佛造像从一开始就极为强调“法相庄严”，其对于佛像面部五官比例、神态表情的刻划十分谨慎生动、优美流畅，并且尤为符合当地人们对于理想相貌的审美情趣，可谓最能体现“月貌花容”的极致追求。而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金铜造像的“美貌”也不尽相同，生动反映了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变迁对人们审美意识与信仰生活的重大影响。
在大约公元7到13世纪的吐蕃和吐蕃分治时期，金铜佛像在藏区经历了传入——摧毁——初步发展的曲折过程，其造像特点以传承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毗邻地区外来艺术风格为主，面部特征具有鲜明的外族元素。例如，受克什米尔造像影响的方圆脸、大眼睛、五官不甚清晰，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朦胧美；受帕拉造像影响的方脸、高鼻深目、眉弓和下唇突出，异域风情美铺面而来；受尼泊尔造像影响的倒三角脸、广额、削颊、挑眉、鹰鼻、小嘴、短人中、五官集中，媚态十足，宁静中的艳丽之美勾魂摄魄……
13到14世纪，以藏传佛教为国教的元朝时期，藏传造像艺术经过此前几百年对外来艺术的吸收、融合，随着本土艺术审美主体意识的加强，汉藏两地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尼泊尔艺术一枝独秀的强势影响，一种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糅合尼泊尔、西藏本土、蒙古民族和中原汉地审美情趣以及文化传统所开创的造像新范式——“西天梵相”横空出世，并对明清以降乃至今天藏传造像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在形容一尊“西天梵相”典型作品时描述道，该像“面形圆润，相容庄严，眉弓隆起，美如弯月，双目低垂，神态安详”，其五官之精致，气势之雄浑，秘境之欢喜，神态之玄美，令人叹为观止。
公元14到17世纪的明代，如酝酿足日的美酒，藏传金铜佛像艺术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成熟定型期，多种艺术流派百花齐放的同时，形成了具有鲜明藏民族审美情趣的新型造像艺术模式。永乐宣德两朝宫廷“御用监”造像尤为精美华丽，它集汉藏造像艺术精华于一身，算得上当时金铜造像的“颜值担当”，佛像一般面部宽平成“国“字形。两颊丰满圆润有肉感，双目平直，眉眼较长微垂，神态沉静，嘴角含笑，于庄严中透出一丝亲和力，似乎与微笑的蒙娜丽莎有异曲同工之妙。西藏本土艺术厚积薄发，涌现出多个艺术流派，但在面部刻画方面，不约而同地打上了藏民族审美情趣的烙印，脸型男方女圆，生动柔美，线条流畅，五官的比例和刻画手法，都有强烈的藏族传统色彩。
16世纪，一部类似行业标准的《造像度量经》盛行开来，虽然为佛教造像提供了合乎宗教教义的规范、提高了铸造效率，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藏传佛教造像生动空灵、富有精神内涵的无言大美。这在清代大量佛像程式化、脸谱化的面部五官刻画手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后世称为“千佛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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